諸子學刊第三輯

林希逸《莊子口義》的散文評點特色

楊文娟

[作者簡介] 楊文娟（1973—  ），女，山西曲沃人。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博士，現為山西大學文學院教師。從事古代文學和民俗學研究，主要著作有《詩經解讀》，曾在各類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十餘篇。

林希逸(1193一？),福建福清縣人，是南宋後期的理學家，曾師從陳藻，為艾軒學派的著名學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希逸之學本於陳藻，藻之學得於林光朝。所謂樂軒者，藻之別號；艾軒者，光朝之別號。凡書中所稱先師，皆指藻也。”[①]另外，據黃宗羲《宋元學案》卷四七、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卷四七、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八所列艾軒學派的學術譜系，陳藻是林亦之的學生，而亦之之學出於林光朝，光朝之學出於陸景端，景端之學出於尹焞，焞之學出於程頤，則林希逸的學術淵源可以遠溯到北宋二程的洛學。其《莊子口義》[②]，在莊學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更為重要的是，有意識地、系統地從文學角度解莊評莊，此著乃濫觴之作。

據史載，艾軒學派的幾代傳人皆有注《莊》之作。《道光福建通志·經籍志》、《光緒莆田縣誌·藝文志》著錄有林光朝《莊子解》，《康熙福建通志·人物志》、《乾隆福建續志·道學志》著錄有林亦之《莊子解》，何喬遠《閩書》卷一二六謂陳藻著有《莊子解》，《乾隆福清縣誌·藝文志》、《道光福建通志·經籍志》著錄有陳藻《莊子解》。以上注本皆佚，只能從《莊子口義》的間或引用中窺見一鱗半爪。林希逸曾自稱：“某，艾軒之裔也，所讀者艾軒之師也；所守者艾軒之道也。”[③]足見其對艾軒學派學術淵源的繼承和堅持，應該說，《莊子口義》體現了艾軒學派的治學特色，實為艾軒學派莊子學的代表作品。

《莊子口義》對文學的重視，與乾淳年間的學術風氣密切相關。乾道、淳熙時期，比較突出的有朱熹學派、陸九淵學派、呂祖謙學派和陳亮、葉適學派。這些學派在哲學、史學和文學方面都持有不同的觀點，尤其是對文學大都非常重視。在這樣一種相容並包，思想寬容的氛圍下，呂祖謙的《文章關鍵》、真德秀的《文章正宗》都對古文的字法、句法、命意、結構等作了詳細的批點，呂祖謙還專門寫了《論作文法》來討論寫古文的技法。在艾軒學派內部，文學也受到了理學家的普遍重視，“自道學興，辭命多鄙，光朝之門，獨為斐然”[④]。林希逸也曾言及：“初疑漢儒不達性命，洛學不好文辭，使知性與天道不在文章外者，自福清兩夫子始，學者不可不知信從也。”[⑤]兩夫子即指林亦之和陳藻。可見，艾軒的歷代主持學者都重視文學本身的價值。在《莊子口義》書末，林希逸深有感慨地說：“諸家經解，言文法者，理或未通，精於理者，於文或略，所以讀得不精神，解得無滋味。獨艾軒先生道既高，而文尤精妙，所以六經之說，特出千古，所恨網山、樂軒之後，其學既不傳，今人無有知之者矣。”林希逸在講《莊子》義理的同時，也非常重視文法，重視對文章遣詞命意、章法結構的探討，此當是對艾軒學派學術傳統的弘揚。

關於《莊子》這部書，就其本體定位而言是一部哲學著作，但是，由於它的寫法融合地使用了感性思維與理性思維，描繪了多幅風俗世態和神話傳說的圖畫，並使用了激揚、恣肆而又飄逸不定的藝術手法，因此它明顯地在審美形態上與其他先秦諸子的書不同，使“古今文士，每每奇之”。關於《莊子》文章的妙處，《天下》篇曾有過描述。司馬遷在《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也說：“(莊子)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然善屬書離辭，……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這些都道出莊子文章有別於其他諸子的特色。成玄英在疏解《莊子》過程中注意到了《莊子》文章的“譬喻”特徵，使《莊子》中部分章節的脈絡得到了較為有效的梳理。到宋代時，學者蘇軾、黃庭堅、葉適、高似孫等對《莊子》的文學性也都有所評論。王雱對《莊子》文脈分析略有提及。不過總體說來，有意識地、系統地從文學上解莊評莊，林希逸的《莊子口義》則有首創之功。

一、縱橫起伏的筆勢、文脈

從學術的發展趨勢來看，自古文運動以後，文人學士論文多以六經為准。所謂“文以載道”，雖以道為主，但六經的文辭之美，也在古文家“因文以明道”的理論下被發掘並得以闡揚。六經既然成為文章最高的典範，諸子也就不必僅從義理上去開掘，也應該從文辭的角度給予一些關注。從北宋開始，這種探討方法即已初露端倪，至宋朝晚期逐漸定型。林希逸因有師門之教，知文章血脈，故在注解《莊子》時，有意識地對莊子為文之法加以闡明。應該說，在這種氛圍之下，林氏把《莊子》當作文學作品，欣賞其文辭之妙，探討其為文之法，是與時代趨勢相適應的。

首先，林希逸在《口義》發題裏表示了對郭象、王雱、呂惠卿注解的不滿：“自謂於此書稍有所得，實前人所未盡究者。最後乃得呂吉甫、王元澤諸家解說，雖比郭象稍為分章析句，而大旨不明，因王、呂之言愈使人有疑於《莊子》。”林希逸認為郭象沒有分章析句是一個很大的缺陷，王雱、呂惠卿雖稍有涉及但“大旨不明”，因而林氏將對《莊子》筆勢、文脈的分析作為其《莊子口義》的重要內容，這也是他自詡的發前人之所未發的一大成就。林希逸所謂“文字血脈”，實際上就是把文章看作一個人的身體，把文章的結構看作人體血液流動的脈絡，唯有掌握文章的血脈，才能欣賞到《莊子》的行文之妙。

林希逸論文字血脈，首先注意到起語。起語是文章進入讀者視線的開始，故不能因循俗套，要能緊緊吸引住讀者的注意力，且須點明題意，方可有效地宣揚自己的理念。《繕性》篇首段以“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為起語，簡潔有力，林希逸注云：“文字起語最難，如此喝起三句，方說古之治道者，真是好文字。東坡言因讀《莊子》而悟作文之法，履之而後知也。”文章主旨在論古之治道者，卻用“繕性”作為起語，這是通過反襯手法來點明主題，因此林希逸認為是好文字。文章起語想要新穎突出，必須在實際的創作過程中加以體悟，蘇軾的文章起語就不落俗套，別有新意，林氏認為其多取法於《莊子》，故特地拈出。《胠篋》篇開首以“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唯恐緘滕扃鐍之不固也”一段話作起語，林注云：“看此篇便見得憤悱之雄處，粧撰一段譬喻，自為奇特。”本篇主旨是說，聖智禮法的建立本用於防盜制賊，卻反被盜賊所竊，並通過擴張其恣肆之欲，罹害民眾百姓，所以應棄絕聖智禮法，以免為大盜所用。文章起筆先描繪大盜小賊竊取財物的手段，突現了莊子的憤悱之意，有振聾發聵之效果，為後文闡發主題起了先聲奪人的作用。

《在宥》篇以“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起句，林希逸注云：“此篇又做一句破題，又是一體。”破題也叫起語，通常以兩句破開題意，字數雖少，含意深刻，有利於後文中進一步論述。《在宥》篇破題點出無為而治的政治理想，使後面“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托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的主題得以暢快表達，故特意點明。《天運》篇開首“天其運乎？……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林注曰：“此數行，句句精絕。……五個‘乎’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如此設問，豈不奇特？”文篇開首一連設列十幾個設問句，確有“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之一瀉千里的氣勢，使讀者的注意力能被緊緊吸引。

林氏說過：“《逍遙遊》曰，湯之問棘也是已，此曰三代以下是已，結語也。起結雖異，同一機軸也。”（《胠篋口義》）可見，既要有好的起語來定格文章之氣韻，也要有相應的結語來提升文章之精神。《莊子口義》對結語處探討頗多。《養生主》講“庖丁解牛”之故事，林希逸注云：“為善無近名以下，正說養生之方，‘庖丁’一段，乃其譬喻，到此末後，遂輕輕結以‘得養生焉’四字，便是文勢操縱省力處，須子細看。”這是針對前一段文字而言，從篇首到文惠君聽完庖丁的話，內容主要是申論養生之旨，因此林氏認為，“得養生焉”四字正是“文勢操縱省力處”。《胠篋》有“擢亂六律，……法之所無用也”一段，林注曰：“以正法言之，此等人皆無所用，言皆當去也，故曰法之所無用也。此一句結得極有力，文字之好處。”《山木》“故有人者累”一段，以“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句作結，林注曰：“既說一大段，卻把此譬喻結，便是文字首尾起結之法。”這兩段文字也都是在申述文意之後，以一句極其簡練的話，對前面文字作一提升性的重申或概括，具有言簡意賅的功效。

《達生口義》曰：“既答其問，又以此喻結之，不特二喻皆極天下之至理，看他文勢起結，亦自奇特。”本段結語既回答了前面的提問，也對文意作了收結，有著雙重功效，因而倍受林氏誇讚。《天下》篇首段以“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作結，林注曰：“此一句結得極有力，亦極為好文字。”這段話描述了古代道術完備周全、如今道術各執一端的概貌之後，以“後世之學者，……”為結語，既對道術不周遍的結果作了提示，又為下文分門別派的討論各家道術作了形式上的鋪墊。

《秋水》篇“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甯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句，林希逸解曰：“水火禽獸盜賊四句，著四‘弗能’字，卻以‘非謂’一句結之，看他語脈極是下得有力。”《刻意》論“吐故納新、熊經鳥申”之後，連下幾個“故曰”，林注云：“此篇只是一片文字，自此以下，連下許多‘故曰’字，臨末用一譬喻，卻以‘野語有之’為結，须子細看他筆勢。”這些也都是講結語之變化運用，可見下結語不可採用固定的模式，只有別出心裁，富於變化，才能使文章生動活潑。

除了段末結語，篇末也須有結語收束全文，這類結語不但要新穎獨特，更須使文句之後一字都添不得，如此收結，方可稱妙。林希逸認為，《莊子》一書搖曳多姿，故內七篇的結語亦各各有別。在《應帝王》篇末，他總結說：“文字最看歸結處。如上七篇，篇篇結得別。《逍遙遊》之有用無用，《齊物論》之夢蝶物化，《養生主》之火傳也，《德充符》之以堅白鳴，《大宗師》之命也夫，自是個個有意。到七篇都盡，卻粧撰儵忽渾沌一段，乃結之曰：七日而渾沌死。看他如此機軸，豈不奇特！《中庸》一篇起以‘天命之謂性’三句，結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亦是文字機軸，但人不如此看得破耳。”由於內七篇結語特別，林氏特地拈出，提醒讀者在閱讀《莊子》時，不但要領悟《莊》文的絕妙義理，還要善於欣賞其起結之妙，並進而指出，此歸結之法，與《中庸》之結語乃同一機軸，使讀者在對比中能有更深刻的體會。

《養生主》篇末“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句，林希逸注云：“此三句，奇文也，死生之理，固非可以言語盡。且論其文：前面講理，到此卻把個譬喻結末，豈非文字絕妙處？”用譬喻結末，正是莊子弄筆之處。同樣，在《齊物論》篇末，林氏注曰：“此篇立名，主於齊物論，末後卻撰出兩個譬喻，如此其文絕奇，其意又奧妙，人能悟此，則又何是非之可爭！”兩篇都以譬喻作結，“薪盡火傳”重申了“養生”之道，“罔兩問景”、“莊周化蝶”則點明了“齊物”之意，這確為莊子文字奇妙之處，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

此外，《則陽》篇末有“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物”，《外物》篇末有“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之語，林氏於《外物口義》曰：“上面既說盡了，卻以筌蹄之語結末，亦與前篇‘言而足’、‘言而不足’體格一同。”二者都是文意說盡，以之作結的結語模式，故林希逸特意拈出，歸結為同一體格，使讀者在比較中加深印象。

林希逸論結語頗為詳盡，不但從段、篇著眼，在全書之末也再次重申：“蓋著書雖與作文異，亦自有體制，起頭結尾，皆是其用意處。如《春秋》之絕筆獲麟，如《中庸》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書《內篇》之渾沌七竅，皆是一個體制，不可不知也。”

除首尾起結之語，還須注意文字承上啟下的轉換之處。林希逸曾論文章作法曰：“文字最要看轉換處。”[⑥]在《庚桑楚》“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段後，林希逸注云：“雖知有我，猶以死生有無為一，是知其分而又知其不分者也。三者雖有次第，而皆未離於道，譬如公族分而為三姓則同也，……上言三者雖異，同乎公族，卻四‘也’字之下，以‘非一也’結之，就上生下，絕而不絕之體，此皆文字妙處。”“絕而不絕”即承上啟下之意，是指在一小段的結語處，由上生下，以上一段的結語當作下一段的起語。《繕性口義》云：“此篇亦是一片文字，最要看他結上生下，起下接上處。”《逍遙遊口義》曰：“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此兩句又是文之一體。以小知大知一句結上鵬、鳩，又以小年大年一句生下一段譬喻。”兩處都是這方面的例證。

《逍遙遊》中上段闡述了“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的道理，下段開頭曰“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林注曰：“據此一句，合結在下，以結語為起語，此其作文鼓舞處。”也都舉出了莊文中承上啟下的轉換之妙。

要實現文字轉換之妙，文章法度不可一成不變，一定要自換筆法。在《齊物論》“昭氏之鼓琴也”段後，林希逸說：“自‘物無非彼’以下至‘非一無窮也’，既解‘以明’二字；自‘以指喻指’以下至‘適得而幾矣’，又解‘因是’二字；卻直至此處，又以‘此之謂以明’結之。文勢起伏，縱橫變化，綱領自是分曉。僕嘗謂《齊物論》自首至尾，只是一片文字，子細看他下字，血脈便見。” “以明”和“因是”是這段文字的論述關鍵，故莊文分層次對二者加以解釋，段末以“以明”結之，既與前文相呼應，又使得文章縱橫變化，搖曳生姿。在《天下》篇中莊子自述其學一段之後，林希逸也指出：“前三段著三個雖然，皆斷說其學之是非，獨老子無之，至此又著‘雖然’兩字，謂其學非無用於世者，此是其文字轉換處，筆力最髙，不可不子細看。”這裏講前三段，是指前面在肯定墨翟禽滑釐、宋鈃尹文、彭蒙田駢慎到三家各得道之一端之後，再指出不足，最後再分別以“雖然”振起，對三家重新下了斷語式的肯定。此處連莊子也有“雖然”二字表示肯定，而獨老子無之，說明老子未曾被否定，故不需再以“雖然”重新肯定。林希逸認為這幾個“雖然”之中蘊含有微言大義，最顯筆力。儘管任一“雖然”都是構成轉折的，但從行文處細品，仍能體會到作者的良苦用心。這一用心一經提出，就給讀者以醒目有力之感。

《齊物論》云：“（王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口義》注曰：“既曰吾惡乎知之，又曰雖然嘗試言之，此皆轉換妙處。”文字到“吾惡乎知之”處，本來可以結束收尾，又用“嘗試言之”一語，使下面一段流暢地承接上文，進而論述開去，此正是其行文妙處。《人間世》談“命”、“義”兩大戒，該段文字申述不夠充分，遂用“丘請復以所聞”六字為轉折，說盡人間情狀。《大宗師》篇注云：“雖然有患而下，此一轉猶妙。”此處用“雖然”一詞，使文章從論述“知”自然轉換到論述“知之患”，過渡銜接自然，有行雲流水之妙。

對於《莊子》文章的筆勢，林希逸也不惜筆力，多次予以評析。他說：“善讀《莊子》卻不在此，但看得中間文字筆勢處，自無窮快活。”林希逸評論《大宗師》“夫藏舟於壑”一段時說：“說得一節高一節，此是莊子之筆勢，若聖賢之言，則平易而已。”這是說莊文與儒家文章的平易大不相同，其文氣貫通，且節奏緊湊，一節高過一節。《大宗師》有“若然者，過而弗毀，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句，林注曰：“兩‘若然者’，此是莊子筆勢。”兩個“若然”一氣而下，確能給讀者以淋漓暢快之感。《達生》篇注曰：“先設喻，後以二事實之，文勢亦奇。”此處亦指文章語句緊密，氣韻貫通。不過多數情況下，林氏更為欣賞莊子文章的抑揚變化：“如此數句，須識他文字抑揚起伏，方見好處。……此篇自‘天下有至樂’至‘無為哉’，只是一片文字，起伏抑揚，最好玩味”；（《至樂口義》）“雖然，惟無為可以定是非，如此數句，須識他文字揖向起伏，方見好處”；（《至樂口義》）“‘若鏡’數句，分明是解上面一‘虛’字，文勢起伏，豈不奇特！平淡之中，自有神巧此等文字也”。（《應帝王口義》。莊子文章變化多端，其高低起伏處常讓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

對《至樂》“列子行食於道”一段，林希逸尤其讚賞：“其意固止如此，而文字之妙，絕出千古。整齊中不整齊，不整齐中整齐，如看飞雲断雁，如看孤峰断阪，愈读愈好。”他認為，此段話語之妙，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品之如欣賞人間絕景，說不盡的“飛雲斷雁”，“孤峰斷阪”。“整齊中不整齊，不整齊中整齊”是指其既符合文句章法，同時又變化多端，是一種長短不齊、搖曳多姿的語言風貌。此兩句用來形容莊文頗為恰當。這種縱橫變化的筆勢，林氏也稱之為“瀾翻”或“波瀾”：《天地》篇“孝子不諛其親”段，林注曰：“聖人以天下通行者為道，而莊子以為，道必出於一世之上，故以古之帝王與聖賢皆作下一等看，乃如此發明一段，筆勢瀾翻，信不可及。”《刻意》篇注曰：“此篇只是一片文字。自此以下，連下許多‘故曰’字，臨末用一譬喻，卻以‘野語有之’為結，须子細看他筆勢波瀾。”在《齊物論》中描寫“大塊噫氣”之地籟一段之下，林希逸注曰：“此段只是說地籟，卻引說後段天籟，自是文勢如此。說者或謂此言地籟自然之聲，亦天籟也，固是如此，風非出於造化，出於何處？然看他文勢，說地籟且還他說地籟，庶見他血脈綱領。”林希逸深究其血脈綱領，認為地籟亦天籟也，但莊子並沒有點破，引出天籟後仍只說地籟，這可能包蘊了其暗藏話頭的機心，顯示出其含蓄蘊藉的行文特點。

可見，對於每一篇文章如何破題，如何收束，有些什麼樣的機軸，又是怎樣縱橫起伏，林希逸都給予了高度關注，也給我們欣賞《莊》文提供了諸多啟示。但講血脈筆勢重在揭示為文之法，《莊子口義》論文法之處也頗多，下略舉數例，以見林希逸所謂的為文之法：“前說地籟，後說天籟，卻把人籟只一句斷送了，此亦是文法。讀《莊子》之文，須如此子細檢點，庶得個入處”（《齊物論口義》）；“四方皆有風，此言起北方者，順天形而言之，天倚於北，則風自北來。或西或東，或上或下，彷徨，往來之貌，言上不言下，文法也”（《天運口義》）；“方祭之時，既殺此牲，其四體與五臟皆散而置列俎之間。謂之散則所祭之牲本只是一物，謂之不可散，則五臟四體已分於鼎俎矣，……五臟只舉百葉，四體只舉胲，文法也”（《庚桑楚口義》）；“上言三子，此但以惠子之辯為結，亦是文法也”（《齊物論口義》）；以上所謂“文法”，實指為求文辭簡潔、避免敍述繁冗拖遝而作的省略。天籟、地籟、人籟不可能一一描述，故取天籟、地籟為代表，對人籟則不再繁瑣地詳加描繪。同樣地，四方之風只言“上”，四體只舉“足指”，三子只以“惠子”結，也就足夠了。舉例時盡可使用誇飾的手法製造氣勢，但描述時卻一定要有重有輕，必要時作一定的省略，使文章更為精練，這是《口義》論“文法”之普遍義。

文法的另一義則指“文章伸縮之法”，意謂文辭長短雖參差不齊而其中自有法度。《秋水》篇“河伯問大天下而小毫末可乎”一段，林氏注云：“自‘是故大知’而下，是解上面數句，其辭伸縮長短，齊而不齊，此文法也。”所謂“齊而不齊”是指《莊子》文章句式富於變化，看似無規則而其中自有繩墨。這種“伸縮長短”正是“文法活處”（《秋水口義》）。不惟如此，在句式結構上，《莊子》也經常不拘一格，使用倒裝、轉換等多種句法，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自此以上與不樂三句，皆是一意，但長短變化如此下語，文法也”（《徐無鬼口義》）；“此頌四句，本無別意，添作一轉，便成節奏，此是作文之法”（《天運口義》）；“‘其易也’三字，莊子文法，若他人，則曰唯大人則易之也”（《知北遊口義》）；“強其力所不能，必以偽應之；強其智所不及，必以欺應之；過取而無厭，必為盜以輸之，是我使之為偽、為欺、為盜，又誰責乎？三句一體，即就下面盜竊上結，非惟此一句易明，亦文法也”（《則陽口義》）。林氏認為，莊子為文之法與一般使用語言文字的習慣大相徑庭，其多變不居，有法而無定法，且能夠突破舊有框架而自創新格，因而造成“其書雖瑰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天下》）的特殊風格。

二、“鼓舞變化”的筆端[⑦]

林希逸認為，由於莊子每以“過當”、“過高”之言來批評儒家義理，這就使“過當”、“過高”逐漸成了他的慣用手法，導致其筆端每“鼓舞變化”，因而人們在研讀《莊子》時要高度關注這一現象，“不可以尋常文字蹊徑求之”。

“鼓舞”既是林希逸判斷所謂莊子本意的一種工具，亦用來分析莊子文章的表現手法。本處我們著重論述後一種情況。《應帝王口義》云：“其書本無精粗，內篇外篇皆是一樣說話，特地如此，亦是鼓舞萬世之意。”《大宗師口義》曰：“莊子大抵如此鼓舞其文，若非別具一隻眼者，亦難讀也。”《天地口義》亦云：“此皆其鼓舞處，不可執著，執著則難讀《莊子》矣。”那麼，在林希逸看來，到底應如何讀《莊子》，才算不執著於其“鼓舞處”？我們又當如何別具慧眼呢？以下通過一些例證對其“鼓舞”之義進行總結：

首先，“鼓舞”指將某一概念、字詞的說法作多種替換，或者使用排比句式，對同一個意思反復說明。比如在《齊物論》中，關於“八德”，有這樣一個定義：“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林希逸注曰：“八德之名，只是物我對立之意，卻鼓舞其文，做出四句。……看此等文字，即就字義上略擺撥得伶俐便自好，若道倫又如何，義又如何，分又如何，辯又如何，爭又如何，競又如何，便非莊子之意矣。且倫字、義字、分字、辯字、競字、爭字，本無甚分別，如何名以八德？看得他文字破，不被他鼓舞處籠罩了，方是讀得莊子好，雖使莊子復生，亦必道還汝具一隻眼。”此處林氏說莊子的“八德”指的是物我對立，卻變出八種名目反復申說，以強調和突出物我對立之意，因而稱其為“鼓舞處”。《應帝王》有“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句，林注曰：“只是‘無有’字，立乎不測只是遊於無有，筆端鼔舞，大率如此。”這是以“立乎不測”來形容“遊於無有”，實際上是重復言之。《天運》篇注曰：“其間說樂，雖作三段，亦無大分別，但鼓舞其言而已。”《庚桑楚口義》曰：“尸祝社稷只是敬祀之意，四字輕重一般，如此下語，皆是其筆端鼓舞處。”上面兩處“鼓舞”也是指將同一意思作反復論述，無論在涵義上還是層次上，這些論述並無明顯區別。《齊物論》曰：齧缺問王倪：“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林希逸注云：“此段又自‘知止其所不知’上生來，又自前頭‘是’字上引來，所以道一篇只是一片文字。齧缺‘同是’之問，王倪不知之對，便即是知止其所不知。但如此撰造名字，鼓舞發揮，此所以為《莊子》也。”林氏主張，齧缺與王倪的對話，是從上一段“知止其所不知”上來，談話的內容也是對“知止其所不知”的展開，當然此處撰造寓言也就是對上文之意重新申明。可見，這類“鼓舞”處，可以將之簡言之為“重復言之，又重復言之”。

其次，“鼓舞”指運筆的變化多端，這樣可以避免單調地平鋪直敍，形成筆勢的縱橫不拘。《德充符口義》曰：“以接而生時於其心，才全而德不形，一智之所知，由前言之，三字皆是好字，到此段，接、德、智又成不好字，此鼓舞其筆。”此處“鼓舞”是指上面三段皆言好字，到歸結處又接上不好字，造成文勢的起伏變化。《齊物論口義》曰：“上言惠子，下句又以昭文之子結，此是筆端鼓舞處。”前面評論的是惠子，後句則換了評論的對象，變成了昭文之子。這是為了避免直線性的平鋪直敍，有意在歸結處轉換評論對象，造成行文上的起伏變化。《庚桑楚口義》亦曰：“蜩與學鳩皆同譏大鵬，亦猶移是之人不知至道之士而非笑之，其見識與蜩、鳩同矣。蜩與鳩同，人又與蜩鳩同，故曰同於同也。此鼓舞之文。”

這裏，莊子不說人與蜩、學鳩相同，而是把他們夾雜起來，參差錯落著說“同於同”。此一“鼓舞”，亦是指評論對象的參差變化，與上例意思接近。《天道》有“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句，林注曰：“既曰天和人和，又曰人樂天樂，鼓舞發越，其筆勢大抵如此。”此處也是以參差變化的句法，將不同的名目夾雜來說，以形成參差變化的筆勢。其旨意在於點明其相通之處。

綜上所述，林希逸的所謂“鼓舞”，有這樣兩種作用：一是相同意思的詞語互相替換，或對一些話語用寓言故事加以印證，以起到反復申說的作用。二是通過句子成分上的對舉與移換，造成行文的變化多端。“鼓舞”是林希逸提出來的一個獨特概念，總的意思是說《莊子》文章必定是“開闔抑揚，前後照應”，即使行文上反復多變，也自有其繩墨法度。他還提醒讀者不要被其虛荒誕幻的行文所迷惑，應於“鼓舞”處欣賞其文。

這種方法容易成為注解者的一把雙刃劍，既能提示讀者欣賞《莊子》行文中的鼓舞變化，又會成為曲解文本的一種手段。這是因為在注解過程中，一旦意義難以串講清楚，便用“鼓舞”二字一筆帶過，有時難免會帶來一些弊端。例如《在宥》篇末一段，文意膚淺，錯雜不堪，許多人皆認為是後人文字。但是林希逸這樣注道：“莊子之書，大抵貴無為而賤有為。前兩轉既說有為者不可不為，又恐人把有為無為作一例看，故於此又曰天道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開闔抑揚，前後照應，若看得出，自是活潑潑地。但其言語錯雜，鼓舞變化，故人有不能盡知之者。”可見，林希逸抱定了一個宗旨，認為《莊子》每篇文章筆勢一定是貫通的，因此對於《在宥》篇末的贋文，就給出了這樣一個“言語錯雜，鼓舞變化”的解釋。古書在傳抄中大多有脫簡、錯簡、衍文之類的錯誤，莊子文章也難免有錯雜、不通之處。如果一味抱著 “其書本無精粗，內篇外篇皆是一樣說話”（《應帝王口義》）的宗旨，將不通處解為“鼓舞變化”，便是為鼓舞而鼓舞了。不過我們應該承認，林希逸明確地提出《莊子》中的語言有“鼓舞”的筆法，在理論上確屬一大創新，它對我們正確把握《莊子》的筆法特徵，探尋文章真義是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的。

三、微妙精絕的文章

林希逸對《莊子》文章的文學價值給予高度評價，他說：“蓋莊子之書非特言理微妙，而其文獨精絕，所以度越諸子。”（《德充符口義》）又說：“東坡一生文字只從此悟入，……左丘明、司馬子長諸人筆力未易敵此，是豈可不讀！”（《莊子口義·發題》）

對於《莊子》文章的形象描寫，林氏很是讚賞。他把《齊物論》篇“莊周夢為蝴蝶”的寓言故事和《漁父》“延緣葦間”四字說成是“畫筆”，把《馬蹄》篇“馬陸居則食草飲水”的文字說成是“畫馬圖”，對《馬蹄》中形容伯樂治馬的那段妙文，“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林希逸亦十分稱賞：“其間下數個‘之’字，與前言二三，後言過半，文字華密，如美錦然。古今多少筆法自此萌芽而出！或曰外篇文粗，誤矣。”且不說莊子在選擇譬喻材料方面的獨具慧眼，單說一連用了十一個“之”字，列成一組短促排比句，且有前後的相關照應，便是一段華密的奇文，用“美錦”作比，一點也不過分。這一筆法給了後代文人無限啟示，莊子確實不愧為妙筆、奇筆、弄筆之人。對《齊物論》篇“地籟”一段文字所包含著的詩情畫意，林希逸則作了如下闡述：“莊子之文好處極多，如此一段，又妙中之妙者，一部書中，此為第一文字。非特《莊子》一部書中，合古今作者求之，亦無此一段文字。詩是有聲畫，謂其寫難狀之景也，何曾見畫得個聲出！自激者至咬者八字，八聲也；於與喁，又是相和之聲也。天地間無形無影之風，可聞而不可見之聲，卻就筆頭上畫得出，非南華老仙，安得這般手段！每讀之，真使人手舞足蹈而不知自已也。”他把《莊子》描寫“地籟”的文字說成是一首富有畫意的詩歌，又說成是一幅可聞聲音的圖畫，從而把讀者一下子帶進了莊子所創造的那個風聲旋律與周圍事物和諧統一的美妙意境。這段描寫風的文字，充滿了詩情畫意，確為千古奇筆，稱其為《莊子》中“第一文字”，十分恰當。林希逸的評論十分精微，生動傳神地揭示出了《莊子》行文之妙處，倍受後代文人學者的激賞和讚歎。

在林希逸看來，《莊子》文章的獨特意境主要還是在於它的奇特性，“其見極高，其筆又奇”（《駢拇口義》），《莊子》文章意出塵外，變生其中，有荒唐諔詭之句式，又有光怪陸離之內容，確實可稱天下奇文。在《莊子口義》中，林氏多次強調了《莊子》文章之“奇”。此“奇”表現在各個方面：

1．用字之奇

鳥之飛也，必以氣下，一“怒”字便是奇特。[⑧]（《逍遙遊口義》）。

最者，尊之也，不曰尊，而曰最，此《莊子》之文所以奇也。（《德充符口義》）

卻如此下四個“服”字，皆是奇筆處。（《天道口義》）

2．用詞之奇

不曰天，而曰非人，皆是其弄奇筆處。（《應帝王口義》）

一個彼且，七個方且古今以來，那得這般文筆！……一族之聚，必尊其祖，故曰“有族有祖”，只此等閒四字，下得亦奇。（《天地口義》）

只“浸假”二字，便自奇特。（《大宗師口義》）

只此等閒四字，下得亦奇。（《天地口義》）

三個下衰，其文自奇。（《繕性口義》）

徵也夫，言以比干之事比之，則見其證驗，此三字亦奇。（《山木口義》）

不曰生明，而曰生白，此《莊子》之奇文耳。（《人間世口義》）

3．句法之奇

《人間世口義》曰：“本是若澤焦，卻倒一字，曰澤若焦，此是作文奇處。”

《在宥》有“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托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句，林注曰：“此兩句文亦奇，理亦正。”

《天地》有“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句，林注曰：“謂堯舜豈能勝我，我不在堯舜之下，卻下句如此，也是好奇。”

《人間世口義》曰：“入則鳴，是可與之言而與之言也。不入則止，是不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也。意與《論語》同，但文奇耳。”

《知北遊口義》曰：“不形之形，形之不形，不際之際，際之不際，此等句法，皆是《莊子》之文奇處。”

《齊物論口義》曰：“某與汝所言，皆在夢中。我今如此說，謂汝為夢，亦夢中語耳。此意蓋言人世皆是虛夢，但其文變化得奇特。”

4．段章之奇

《大宗師》“子輿與子桑友”一段，林注曰：“此段只言窮達有命，撰出這般說話，也是奇絕。”

《馬蹄篇》“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一段，林注曰：“此一段又是把前頭許多說話翻做數行，中間添得幾句，愈是奇特。”

《在宥》“崔瞿問於老聃曰”一段，林注曰：“此一段模寫人心最為奇妙。非莊子之筆，亦未易能也。”

《天運》“北門成問於黃帝曰”一段，林注曰：“此段把樂來粧撰一項說話，又是一般奇特。”

《至樂》“莊子之楚”一段，林注曰：“此段只說死生之理，而撰出髑髏一段說，也是奇特。”

《達生》“桓公田於澤”一段，林注曰：“此一段與杯蛇之說相類，但此說較奇特。”

5．結構之奇

到七篇都盡，卻粧撰儵忽渾沌一段，乃結之曰七日而渾沌死，看他如此機軸。豈不奇特！（《應帝王》篇末評論結構之奇）

只“不疑”二字，莊子鼓舞出來，卻撰出此數句，以結一篇之文，可謂奇特。（《徐無鬼》篇末收結之奇）

此篇，《莊子》之終也，卻以惠子結末，雖以其不預聞道之列，亦以辯者之言固皆以無為有，而其語亦自奇特。（《天下》篇末論《莊子》全書收結之奇。）

6．譬喻之奇

《莊子》一書譬喻處，件件奇特。（《天運口義》）

等閒小小譬喻，以發過孝不及孝之意，亦自奇特。（《天運口義》）

死留骨生曳尾之喻，真是奇特。（《秋水口義》）

玄珠，道也；知，知覺也；離朱，明也；吃詬，言辯也；象罔，無心也。知覺、聰明、言辯皆不可以得道，必無心而後得之。此等譬喻，也自奇絕。（《天地口義》）

7．綜合之奇（指用字、設喻、筆勢、立意、章法及結構之奇。）

《齊物論》篇說：“此篇立名，主於齊物論，末後卻撰出兩個譬喻，如此其文絕奇，其意又奧妙，人能悟此，則又何是非之可爭！即所謂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之意。首尾照應，若斷而復連，若相因而不相續，全是一片文字。筆勢如此起伏，讀得透徹，自有無窮之味。”

總之，林希逸認為《莊子》一書無處不奇，由此構成了其獨特奇絕的意境，《莊子》之“奇”，自是毫無疑問的，林氏對“奇”的關注，也是獨具眼光的。但是，在《莊子》用字最奇特、想象最奇幻、文學色彩最濃郁的地方，林希逸總是只用一“奇”字簡單總結，沒有對其構思、立意作進一步的詳細說明，不能不說是一大缺憾。但林希逸首開以“奇”字評析《莊子》文章的先河，其功績不可抹煞。後世探究《莊子》散文藝術者往往繼承並發展了他的思維模式。

四、“與吾書不同”的字義

在闡釋《莊子》思想的過程中，林希逸還多處指出了《莊子》字義與儒家經典不同的特徵。闡明儒道字義之異，對《莊子》注疏而言非常重要，因為別異才能明同，才能使讀者對莊儒用字有更好的把握。他在闡釋《大宗師》篇時說：“莊子仁義只為愛惡，凡此字義皆與聖賢不同。”又曰：“此書字義，不可以《語》、《孟》之法求之。”《莊子口義·發題》亦有“況此書所言仁義、性命之類，字義皆與吾書不同”的話，則知林氏所指主要是《莊子》中諸如“禮樂”、“仁義”、“性命”一類詞義與儒家經典詞義不同。

《馬蹄口義》云：“莊子以禮樂為強世，故曰性情不離，安用禮樂！若孟子曰：‘節文斯二者’，‘樂斯二者’，聖賢之言也。此書禮樂仁義，字義不同，並以為外物矣。”同樣是禮樂仁義，在莊子和孟子的筆下出現，就須分別觀之。《駢拇口義》云：“與生俱生曰性，人所同得曰德。……似此性、德字義，皆與聖賢稍異。……莊子與孟子同時，孟子專言仁義，莊子專言道德，故其書專抑仁義而談自然，亦有高妙處，但言語多過當。大扺莊子之所言仁義，其字義本與孟子不同，讀者當知，自分別可也。”這是因為孟子以為仁義出於本然，莊子則以為並非出於本然，故同為“仁義”二字，在莊子和孟子的思想中就有不同的意義。《在宥口義》曰：“兼其間如遠而不可不居者義，親而不可不廣者仁，此語不入聖賢條貫，所以流於異端，須莫作《語》、《孟》讀方可。”可見，《莊子》中某些概念與儒家的範疇確實有所不同，林希逸提出關於《莊子》書中“仁義”等詞義“皆與吾書不同”的說法還是比較符合實際的。不過，林氏區分此類相異，表面在於提醒讀者注意區別，重點仍放在匯通莊儒。

與此同時，林希逸還指出《莊子》中還有其他字義與儒家經典也有所不同。如《在宥口義》曰：“此‘聖’字止近似‘能’字，猶今言草聖之聖也。故於盜，亦曰妄意室中之藏，聖也。此皆字義不同處，讀者當自分別，不可與《語》、《孟》中字義相紊亂。……主者，天道，是以道心為主也；臣者，人道，是使人心聽命也。此臣、主字，不是朝廷君臣，從來讀者只作君臣說，誤矣！此是一身中之君臣，《齊物論》曰：‘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當如此看，可也。……須莫作《語》、《孟》讀方可。”這裏林希逸以“能”字解釋“聖”字，以“一身中之君臣”解釋“主”、“臣”二字的關係，雖然不一定完全合乎文意，但至少能夠使讀者從儒家有關名詞概念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德充符》篇注亦云：“德之和者，與天地四時同也。此‘和’字非若《中庸》所謂中節之和而已，讀此書者當別具一隻眼。”這類注釋能啟發讀者去認真體會《莊》文詞語的真正涵義。

同時，林希逸還認真辨析了《莊子》中大量存在的字同義異現象。如《齊物論》“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句，林注曰：“上‘之’字，助語也；下‘之’字，往也。不可使復之也，此‘之’字亦訓往，言不可復挽回也。”此處，‘之’字具有幾種不同的詞性，其意義上自然會具有較大的差別，林氏給予了詳細的解釋。《天地》篇有“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句，他解釋說：“合喙者，不言也，鳴者，言也，以不言之言如此下三字，便是他奇筆處。下面卻翻一轉，義曰喙鳴合，此‘合’字又與上‘合’字不同矣，言此喙之鳴，既以不言而言，則與自然者合矣。以此自然之合，則與天地合矣，故曰喙鳴合，與天地為合。”這裏，“合喙鳴”指合嘴不言而發出的聲音，“喙鳴合”指的是不言之言，即與天地自然為合，此前後二“合”字的意義顯然不同。《山木口義》曰：“不以身外之物而待我，故曰不求文以待形。今人宴客曰待客，此‘待’字之意也。不以身外為文華，則物所資於物矣，故曰固不待物。此‘待’字又是不用之意。三個‘待’字，自作兩義。”林氏對看似相似的幾處用法，從內涵上進行了深入探討以辨明其異同，力圖使讀者對句意有更精確的把握。《在宥》篇有廣成子之言“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又有鴻蒙之言“噫，心養！……解心釋神，莫然無魂”，林氏解曰：“神存於心曰抱。靜而無為，形則自正。……心養者，言止汝此心自養得便是，不曰養心，而曰心養，當子細分別。……解心，解去其有心之心；釋神，釋去其有知之神。……解心之心與心養之心自異，解神之神與抱神以靜之神自異，此等字又當子細體認。”也就是說，“心養”之“心”、“抱神”之“神”是指人的自然天性中固有的本然之心神，“解心”之“心”、“釋神”之“神”是指馳鶩於外而已脫離本真狀態的心神，二者因處於不同的語境中而字同義異，讀者自當用心體認。《在宥》篇注曰：“上下兩甚矣，字義卻不同，皆是奇筆處。”《天運》篇注曰：“鳴於上風，應於下風，謂在上在下也。黃帝順下風而行，卻與此同。此字與風化字又別。”也都是對字同義異現象的揭示。

可見，林希逸為了把莊子的誇誕玄遠之說落到人倫日用的實處，確實花費了大量的功夫，使“字字句句，各有着落”，林希逸這種對字義的剖析方法，不但提示人們讀《莊》文須別具慧眼，也為讀者正確理解《莊子》提供了很大幫助。這點林同在《莊子口義》序中說過：“奈之何讀之者之不察也！非以虛無宗之，則以異端辟之。見既出塵，語又驚世，往往句讀之未盡通，字義之未盡明，則又以疑辭闕之，脫簡諉之，彼其心亦豈欲得此於後之人哉！……於是出而為之，著其篇焉，分其章焉，析其句焉，明其字焉，使篇無不解之章，章無不解之句，句無不解之字。向之虛者以實，異者以同，疑者以信，脫者以完，而《南華》一經，歷幾千百載始得為天地間全書。”林同指出，過去的讀《莊子》者在文句讀不通、字義辨不明時，往往存疑而已，不去深究。而林希逸《口義》的特點，就是分章析句明訓詁，達到了“篇無不解之章，章無不解之句，句無不解之字”，終於使《莊子》一書“歷幾千百載始得為天地間全書”。林希逸注疏目的是好的，其書也確有這一特點，但是大多古書在傳抄中都會有衍文、脫文、斷簡、錯編等現象，《莊子》是由後人整理成書的，這些問題也在所難免。如果必欲串通全部文字，肯定會出現勉強作解的現象。

此外，《莊子口義》中強解之處還有很多。《齊物論》“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句，林注曰：“熒，明也。言必黃帝聽此而後能明也。”這是道家高人長梧子的話，意在譏刺儒家聖人的蒙昧，其聲稱，這些玄遠高深之語連黃帝聽了都會迷惑不解，而孔丘怎能瞭解呢！林希逸為了維護黃帝的聖人地位，直接改了字意，將“熒”解釋為明，成了“只有黃帝聽後而明”，明顯與原意不符。《大宗師》“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句，林注曰：“無為，無下手處也。”也屬這種現象。

更有甚者，如下所述。《大宗師》篇有這樣一段話：“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淒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林氏注曰：“志者，有所主而定之意。此書字義不可以《語》、《孟》之法求之。前輩云：佛氏說性，止說得心。[⑨]既曰異端矣，又安得以吾書字義求之？”此處林希逸再次申明了“此書字義不可以《語》、《孟》之法求之”的解讀宗旨，完全拋棄約定俗成的字義，任意進行發揮。為了這個在句中無法貫通的“志”字，林氏想方設法對之作了“合理”的解釋。參照趙以夫、褚伯秀的看法，“志”字應當是“忘”字的形近訛寫：“‘志’字諸解釋牽強不通，趙氏正為‘忘’字，與‘容寂’義協，所論甚當，原本應是如此，傳寫小差耳。”[⑩]褚伯秀的這一看法，被後來的注家所認可，此字為形近而訛，基本成為定論。可見，林希逸為了使字字有着落，在碰到真正的訛傳之字時，就只能隨意發揮，有時反而會造成對文意的誤解。

此外，對於《莊子》中那些不能按本義加以解釋的字，林氏更是一一作了探求，此中當然有令人耳目一新的，也有並不切近文意的。如《養生主》“緣督以為經”句，林注曰：“督者，迫也，即所謂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也。遊心斯世，無善惡可名之跡，但順天理自然，迫而後應，應以無心，以此為常而已。”《齊物論》“振於無竟(境)”，林注云：“此‘振’字，便是逍遙之意。”《人間世》有“天下有大戒二”句，林注曰：“大戒者，大法也。”《應帝王》篇“合氣於漠”，林注曰：“看此‘氣’字，便合作‘性’字說。”《德充符》“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林注曰：“尊足者，性也。”《大宗師》“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林注曰：“玄冥，有氣之始。參寥，無名之始。疑始，又是無始之始。”《大宗師》“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林注曰：“命者，自然之理也。是所謂大宗師也。”《駢拇》“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林注曰：“屬性，猶言留意也。”《在宥》“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林注曰：“求竭者，言下無以應之也。”《天地》“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林注曰：“此‘一’字，便是‘無’字。”《繕性》“軒冕在身，非性命也”，林注曰：“性命，天爵也。”《田子方》注曰：“禮儀，有為之學也。”甚至對《莊子》中出現的很多不同的字眼，林氏也都在作了認真分析後，用相同的意思作解：《大宗師》“亡身不真，非自然也”，林注曰：“真，自然也。”“故其好之一也，其弗好之也一”句，林注曰：“一，自然也，造化也。”《馬蹄》“道德不廢，安取仁義”句，林注曰：“道德，自然也。”《天地》“愛人利物之謂仁”句，林注曰：“人，自然也。”這可算是《莊子》中的義同字異現象。

林希逸通解全書的初衷是值得肯定的，但對任何一字都務明訓詁，其客觀效果並不理想，過多的字義訓詁往往使得正解無法一氣貫通，反而使文義的串講顯得七零八落。這裏舉一個例子，以明示其弊端。

《馬蹄》原文：“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繫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

林注：“同德者，得之於天者同然也。人之生也，各業其生，或耕或織，皆是自然天機，故曰常性。常性者，即前篇所謂常然也。黨，偏也，倚也，純一而無所偏倚，放肆自樂於自然之中，故曰一而不黨。命曰天放，命曰猶言謂之也。《齊物論》之天行、天鈞、天遊與此天放，皆是《莊子》做此名字，以形容自然之樂。至德之世，言上古也。填填，滿足之貌；顛顛，直視之貌，形容其人朴拙無心之意。又就其臥徐徐，其覺于于，《應帝王》中翻出此語。山無蹊隧，路未通也；澤無舟梁，水路未通也。人各隨其鄉而居，自為連屬，一鄉之中，自有長幼上下相連屬也。禽獸群居深山，去人尚遠，無害之者；草木各遂其生長，未有斧斤之禍也。羈繫禽獸而遊，攀引鵲巢而窺，人與物相忘也。東坡《雜說》有少時所居書室，鳥雀巢於低枝，桐花鳳四五日一至，頗與此處相似，見《詩集》二十八卷《異鵲》詩注。以此觀之，上古之時必是如此。禽獸可與同居，萬物可與同聚，又安有君子小人之分！族，聚也；並，同也。無知，不識不知也。無欲，純乎天理也，舉世皆然，故曰同乎無欲，不離渾全也。素樸，純質也，當此之時，各得其自然之樂，故曰素樸而民性得矣。其德不離，是謂素樸，兩句相因，而下句只有‘素樸’二字接過，古文法也。今人之文更無此等法度。”像《馬蹄》中的這段話，文意清楚明白，一般讀者都可讀懂，完全沒有逐字逐句解釋的必要，只須發揮其精義即可。但是林希逸在這裏用類似的語言進行注解，把整段文章又重新梳理了一遍，這種過於繁瑣的訓詁、注疏，反而將讀者的思路不時打斷，影響了人們一氣讀下去的愉悅感。

對於那些極為淺顯、一般讀者一讀便懂的字詞，林希逸也不厭其煩地一一進行訓釋。比如：“神禹，即禹也。藉以為古聖人之稱”；“可者，可之，不可者，不可之，故曰可乎可，不可乎不可”；“據梧，以梧為几而憑之，故曰據梧”；“官，耳、目、鼻、口也”；“擾者，亂也。憂者，自苦也。相軋者，相傾奪也”等等，這類注疏大量充斥於《口義》之中，讀者必須從這一連串無甚大用的注解中，去搜尋真正對文義、對章法有見解的說明。如此注疏，本是為了使《莊子》本意更加清楚，實際上卻有點適得其反，難免會使得有些句義支離破碎。因而，有些學者對《莊子口義》的分章析句之特點並不認同：“郭象之注，標意於町畦之外，希逸以章句求之，其見已陋。王呂二注，就莊子以解莊子，而不附合於儒理，亦為以道家之言還之道家，不至混二氏於孔門。”[11]可見，任何事情都應該適可而止，即便是過於詳細的注疏，也會成為注本的缺憾。元朝釋圓至曾說：“余讀莊周書，愛其以機為辯，與直指之用異而合，非證莫測其說。而儒者特以訓詁之智求之，句穿字析，曲鑿巧鐫，以辨其智之所不及。由晉已降，矜言角語之士，倚莊子為談本，然皆剽摘餘緒，嚌秕滓澤，喙吻為妍。其卓然以訓詁為家，若向秀、郭象、玄英、林希逸之徒，又皆無見而意逆之，其於道，猶瞽之捫，適足發莊子之笑者也。”[12]可以看出，圓至這是借對向秀、郭象、成玄英、林希逸等《莊子》注本的批評，來有意抬高自己在解讀《莊子》方面的成就。不過，他對林希逸“特以訓詁之智求之”而導致“句穿字析，曲鑿巧鐫”，使得章句支離破碎的批評還是一針見血的。總體說來，林希逸在《莊子口義》一書所下的注疏之功，確實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前人注解的束縛，開闊了讀者的視野。

以文學來評點《莊子》，林希逸確是一個新的起點，追索《莊子》評點的發展與興盛，《莊子口義》實為不可忽視的重要一環。總之，林希逸把《天下》篇作者、司馬遷、成玄英等人對《莊子》文章藝術特徵的簡單評論進一步發展成了多角度、全方位的評析，從而為明清兩代學者的《莊子》散文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明清以後，評點《莊子》的人越來越多，評析也越來越細密，對莊子文脈的分析把握遂成為莊子學之一大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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