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水城《呂觀文進莊子義》研究陳靜諸子學刊第二輯

[作者簡介]陳靜(1954— )，女，四川成都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中國哲學史》常務副主編。長期從事中國哲學研究，側重於漢代思想和莊子研究。撰有《自由與秩序的困惑——<淮南子>研究》、《吾喪我——<莊子·齊物論>解讀》、《性分：符合名教的自然》、《從逍遙到自由——嚴復<莊子評語>研究》等著作和文章。

黑水城是一座西夏時代的古城廢墟，位於今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盟額濟納旗達來呼布鎮東南25公里處。1908—1909年，俄國探險家柯茲洛夫先後兩次在黑水城遺址掘獲了大量唐、五代、宋、西夏、金、元時期的文獻，引起了世界的關注。1914年5月,英國探險家斯坦因也來到黑水城遺址,獲得大批文物和文獻。[①] 到了80年代，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組成考古隊，於1983年9－10月和1984年8－11月間，兩次在黑城進行考古發掘，也獲得了大量文書和其他文物。[②]

黑水城遺址發現的文獻，現在統稱為“黑水城文獻”，其中以俄藏最為豐富完整。1996－1999年，《俄藏黑水城文獻》1－11冊（ 1-6冊：漢文文獻部分；7-11冊：西夏文文獻部分）在多方努力之下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影印出版了《英藏黑水城文獻》4冊。影印本的問世使這些原來難得一見的珍貴文獻成為比較容易讀到的書籍。

因為研究莊子的緣故，《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的《呂觀文進莊子義》引起了我的注意。這是一個殘本，起自《齊物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終於《天運》“北門城問於黃帝曰”一段（中間還有缺頁），一共109頁。由於無頭無尾，原來的書名是什麼並不清楚，但是此書每一卷的卷前和卷末，都有“呂觀文進莊子內篇義卷X”，或者“呂觀文進莊子外篇義卷X”，雜篇完全缺失，不過可以推想，如果雜篇存在，也會如此標目。整理者就是根據卷目，以《呂觀文進莊子義》題為書名。

呂觀文，北宋呂惠卿之尊稱。呂惠卿於宋哲宗紹聖（1094－1097）年間加觀文殿學士，故有呂觀文之稱。《宋史·呂惠卿傳》沒有記載他著書的情況，但是《宋史·藝文志》載有“呂惠卿莊子解十卷”。作為著名的官員加學者，呂惠卿曾經參與經筵講經，他注解的《莊子》，也是為了向皇上講授。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載：“莊子義十卷，參政清源呂惠卿吉父撰，元豐七年先表進內篇，其餘蓋續成之。”由此可知呂惠卿在完成《莊子》內篇的注釋之後，已經進獻給皇上。《呂觀文進莊子義》的“進”字，就是由此而來。後世藏書家根據呂惠卿經筵講經的舊事，也有定名此書為《呂太尉惠卿經筵進莊子全解》的。[③] 總之，發現於黑水城的《呂觀文進莊子義》殘本，與見載於《宋史·藝文志》的呂惠卿《莊子解》，就是一部書。

根據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可知呂惠卿在元豐七年已經把《莊子義》的內篇進獻給皇上，但是他的全書完成於何時？又在何時何地刻板流行？曾經有過哪些版本？這些版本之間是什麼譜系關係？這些情況都不清楚。從《莊子義》的現存情況來看，只有一個金代刻本傳世，這個刻本題名《壬辰重改正呂太尉經進莊子全解》，十卷，現存中國國家圖書館。由於呂惠卿的《莊子義》在元明沒有刻傳，這個金刻本就是唯一的傳世孤本了。黑水城《莊子義》殘本問世，部分地改變了這種孤本單傳的現狀。傅增湘先生定此本為北宋刻本，前蘇聯學者孟列夫編《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敘錄》，也斷定為北宋本。此書因此具有雙重的寶貴，一是宋版書本身的難得，二是《莊子義》原來只有金刊本傳世，現在有了“黑水城文獻”的北宋本問世，對於考訂此書的規模、正訂版本及其流傳等等，都是極其難得的。

一、書冊頁碼。按照這個頁碼，黑水城《莊子義》殘本是在《俄藏黑水城文獻》第1冊的第51－159頁。

二、俄藏編號及其頁碼。據統計，俄藏黑水城文獻共有8000多個編號，《呂觀文進莊子義》編為TK6。影印本公佈的《呂觀文進莊子義》一共109頁，每一頁按照“俄TK6呂觀文進莊子義（109－1）”順序排列，直到109－109。這個序號配合書冊頁碼，使影印本《莊子義》殘本的頁碼順序非常清明。

三、《莊子義》殘本原有的編碼。殘本的版式是半頁十行，每行17－19字，以18字為多。注雙行，每行25字。兩個半頁之間的折縫處，有原刻的卷、頁號碼。例如卷二的第一頁，標誌為“莊子二一”，其他例此。按照這個編碼，殘本所存為：卷一存25－28頁，共4頁；卷二存第1－21，23－28頁，共27頁；卷三存第1、2、4－21、23－25頁，共23頁；卷四存第1－26頁，共26頁；卷五存第3－27、29－32頁，共29頁。總共109頁。

殘本原有的編碼有一誤處，卷三的第20頁與第21頁正好顛倒，這一錯誤被整理者發現並且改正了。這樣卷三的第19頁接21頁，再接20頁，內容就連接上了。整理者能夠發現原有編碼的錯誤並按照文義正確銜接，說明整理者熟悉莊子文本的內容。

但是整理者也有疏忽之處。殘卷的卷二缺佚第22頁，整理者把第26頁放置在第22頁的位置，而讓第25頁銜接第27頁。這個錯誤顯然來自整理者，因為整理者在版心框外左上角標寫的卷、頁犯了同樣的錯誤。這就涉及到影印本的第四套編號了。

四、整理者的編碼。整理者的編碼標寫在版心框外的左上角處，這套編碼用羅馬數字標寫卷數，斜杠後再用阿拉伯數字標寫頁數，例如卷二的第一頁被標寫為Ⅱ/1，其他以此類推。這套編號基本上根據殘本原有的卷、頁編碼，但是如上所說，它對原來的錯誤有所改正，也因為疏忽留下了新的錯誤。

我們提到的四套編碼，第三套和第四套更加重要。第三套是殘卷原來就有的，第四套是整理者留下的，反映了整理者的文獻水準。而第二套只是標示殘卷全部遺存的排序，第一套只是書冊頁碼。影印本影印出了殘卷原件上的第三套和第四套編碼，排印出了第一、二套編碼，而第一、二套編碼以第四套為根據，也就是說，整理者的改錯和新錯，也反映在排印的第一、二套編碼的順序中。

按照第二套編碼，《莊子義》殘本存109頁，按照第三套編碼，第五卷沒有第28頁。但是，沒有被納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中的卷五第28頁，現在還可以看到。二十年代末，俄國博物院寄送了部分《莊子義》殘本的影本給北平圖書館，其中就有卷五的第28頁。後來，北平圖書館以《莊子內外篇義》為書名，把這些影本重新影印裝訂成一冊，這個影印本現在保存在中國國家圖書館的普通古籍部。作為普通古籍而不是善本保存，大概因為是影印本的緣故。這樣，原來以為只有109頁的《莊子義》殘本，實際上存有110頁。卷五的第28頁沒有丟失，是四川師範大學的湯君教授首先指出的，[④] 筆者見到的《莊子內外篇義》影印本，證實了這一點。[⑤] 卷五第28頁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影印本中失收，說明《莊子義》殘本在問世後還有遺失。據說，當年俄藏黑水城文獻在運送入藏時，曾經與敦煌文獻發生了部分的混淆，或許我們還能希望，在將來的某一天還會有《莊子義》殘本的新頁出現。當然，這在目前僅僅是願望而已。

黑水城文獻的問世，是20世紀初震動世界學術界的一件大事，中國學術界對此也表示了極大的關注，並盡其努力收集相關材料。這種努力在《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中留下了痕跡。例如《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三卷第六號（1929年12月）有一條館訊：

西夏文書及佛像展覽會上月新購入之西夏文書，實為稀世之珍。爰於本月七日，開展覽會，陳列此項西夏文字及舊藏佛像多種，又選列各項善本及唐人寫經，邀請學術界政界名流及新聞記者來館參觀。是日到會者，約二百餘人云。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四卷第二號（1930年3、4月）又有一條館訊：

編輯西夏文字專號本館自購入西夏文經卷後，經周叔迦先生編列目錄，頃已竣事。當於館刊中西夏文專號內發表。該號並有羅福萇先生遺稿及羅福成先生新著多種云。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四卷第三號，果然就是“西夏文專號”，羅福萇的《俄人黑水訪古所得記》、向達的《斯坦因黑水獲古記略》都刊載其中。

從這些館訊可知，當時的北平圖書館購買到一些出自黑水城的西夏文書並安排專人進行編目和整理，當時的中國學術界對於黑水城文獻保持着極大的關注。

黑水城《莊子義》殘本也引起了注意。羅福萇《俄人黑水訪古所得記》略舉俄人所得，第三項曰：

三、呂觀文進莊子外篇義刊本，每頁十行，行十八字；繕刻絕精。案呂觀文即呂惠卿，陳氏《直齋書錄解題》記元豐七年惠卿進莊子內篇注事。

羅福萇是羅振玉之子，其學術事蹟見王國維的《羅君楚傳》。[⑥] 羅福萇稱《莊子義》殘本“繕刻絕精”，湯君教授亦稱此本為“精良的刻本”，[⑦] 這是筆者不能同意的評價。這裏先提出反對意見，下一節再加以辨析。

中國學術界當年對黑水城《莊子義》殘本的瞭解和認識，在傅增湘先生《跋宋本呂惠卿莊子義殘卷》中可以知其大概。[⑧] 據傅老先生所言，當時俄國博物院新近寄送了《莊子義》殘本的影本給北平圖書館，[⑨] 一共55頁，它們是“卷二存第二十五六兩頁，為《德充符》篇；卷三存第一頁，為《大宗師》篇；卷四存第一至二十六頁，為《駢拇》、《馬蹄》、《胠篋》、《在宥》各篇；卷五存第三至二十八頁，為《天地》、《天道》、《天運》各篇；凡五十五頁。”傅老先生統計各卷所有，用了“存”字，他似乎以為俄國博物院寄送的影本，是黑水城殘本的全部。今天我們知道，傅老先生見到的《莊子義》殘本，不及全部的一半。行文至此，暗自希望俄人還有掖藏，這樣我們還能希望在將來的某一天看到《莊子義》殘本的更多冊頁。

傅增湘先生是博學的版本學家，[⑩] 著有《藏園群書經眼錄》等重要版本學著作，他對《莊子義》殘本也做了細密的版本考察。傅老先生說：

考是書陳氏《直齋書錄解題》著錄云“莊子義十卷，參政清源呂惠卿吉父撰”。《宋史·藝文志》作《莊子解》。焦氏《國史經籍志》作《莊子注》。觀此本作內篇義外篇義，則陳氏所題正合，而宋明二志皆失之矣。又書名上冠“呂觀文進”四字，考陳氏言惠卿於元豐七年先表進內篇，其餘蓋續成之。按元豐七年，惠卿為河東經略使，知太原府，至紹聖中知大名府，乃加觀文殿大學士。知此書歲進於元豐，其成書付雕，必在紹聖時，故追題此銜耳。其刊工古拙，於宋諱不避恒字，則北宋開版，殆無疑義。褚氏《南華真經義海纂微》采呂氏書，其目下注云川本。以余所見《冊府元龜》、《李太白集》、《二百家名賢文萃》諸本參之，皆字畫疏古，風氣樸厚，正與此類，則茲為蜀刻，或不妄也。

傅增湘先生以《莊子義》殘本不避北宋最後一位皇帝欽宗趙恒之諱，斷定此本為北宋本；又根據呂惠卿加授觀文殿大學士的時間是在紹聖年間，定此本刻版於紹聖年間；再根據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採用的是川本、以及他經眼的川本書之刻板風格，猜定此本是蜀本。傅老先生的論點影響深遠，湯君教授在肯定此本優良時，也說黑水城《莊子義》殘本“是北宋蜀地精良的刻本”，接受了傅老先生猜想此本是蜀本的認識。

根據傅老先生的判斷，黑水城《莊子義》殘本是北宋蜀刻本，比傳世的金刻本要早一些，因為金刻本被定為壬辰年刻本，壬辰年是金世宗大定十二年，南宋孝宗乾道八年，當然晚於北宋。但是，前蘇聯專家緬希科夫認為黑水城《莊子義》殘本“為11世紀末的原刻本”，[11] 湯君教授隨之亦稱其為“初雕版”，是“最早的《莊子義》的初刻本”，[12] 卻是沒有根據的。他們的觀點即使作為一種猜想，也不甚合情理。呂惠卿的《莊子義》現在只有金刻本和黑水城殘本存世，但是不等於當年就只有這兩個刻本。無論《莊子義》最初在何時何地雕版，它一定是在呂惠卿的關注下進行的，至於流傳開後的翻版再刻等等，就不好猜測了。黑水城《莊子義》殘本有很多漏字、錯字、俗字、簡略字，還有前字不誤而後字故意用簡單筆劃的字來代替繁複前字的現象，從這些現象來看，它不像是在作者呂惠卿的關注之下刊印的最初版本，也稱不上精良。因此，稱它早於金刻本是可以的，而在沒有進一步的證據之前，以它早於金刻本就稱之為“原刻本”或者“初刻本”，是不恰當的。

從傅老先生的《跋》中，可以知道他沒有見過金刻本，他的《藏園群書經眼錄》也沒有收錄關於《莊子義》金刻本的條目。《莊子義》金刻本有一個複雜的流傳故事，這裏無需詳述，但是此書深藏，就連見多識廣的傅老先生也無緣經眼，卻是可以肯定的。或許就是因為《莊子義》金刻本的珍貴，使傅老先生想到採用黑水城《莊子義》殘本輯補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採納的呂氏注文，合成一部新的《呂觀文進莊子義》。傅先生想到了這一點，但是他遺憾地表示自己年事已高，已經沒有力量來從事這項費力耗時的工作了。這項工作最終由陳任中先生完成了。

陳任中先生事蹟不詳，他的《校輯呂注莊子義序》稱：“余在館編纂有暇，輒就此殘本先錄一編，以與道藏本《義海纂微》詳互參校……”，落款又曰“識於國立北平圖書館”，據此可知他當時供職於北平圖書館，[13] 其他事蹟，則有待查考。陳任中先生利用黑水城《莊子義》殘本“輯校”出了一個《呂觀文進莊子義》的十卷本，嚴靈峰先生的《無求備齋莊子集成初編》，收錄呂惠卿《莊子義》十卷，就注明是“景印民國二十三年陳任中輯校排印本”。陳任中的輯校排印本於1934年印行，時間不古，比較容易見到。這部書，陳三立的封面題名是《呂觀文進莊子義》，而章鈺的內封題名是《宋呂氏莊子義耐廬校輯本》，陳任中自己的序文標題是《校輯呂注莊子義序》。可知這部書的重點是“校輯”。所謂“校”，是用褚伯秀的《南華真經義海纂微》與“黑水城文獻”的呂義殘本相互參校；所謂“輯”，是用“黑水城文獻”殘存的呂惠卿注來替換《義海纂微》的相應內容。或者說，呂注見存於“黑水城文獻”的，就採用黑水城殘本的呂注，所缺失的，則用《義海纂微》摘錄的呂注補充。因此，陳任中“輯校”出的本子，就是按照傅增湘先生的設想，由黑水城《莊子義》殘本與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的呂注部分和合而成。

但是，能夠供陳任中先生利用的《莊子義》殘本十分有限，不僅沒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109頁（加上沒有丟失的卷五第28頁，就有110頁了），甚至不足傅增湘先生經眼的55頁。從陳任中先生的序言中可知，他利用的《莊子義》殘本只有51頁，他說：

往歲俄國博物院始以呂義殘本貽我國北平圖書館，計卷二存《德充符》篇第二十五六兩頁；卷三存《大宗師》篇第一頁；卷四存《駢拇》、《馬蹄》、《胠篋》、《在宥》四篇二十二頁；卷五存《天地》、《天道》、《天運》各篇二十六頁，凡殘存五十一頁。

從陳任中先生的描述來看，他所見到的《莊子義》殘本，比傅增湘先生所見到的少了卷四的4頁。北京圖書館影印的《莊子內外篇義》，就是陳任中先生所見的規模。

上文指出，黑水城《莊子義》殘本有很多錯字、俗字、簡略字，還有故意用簡單筆劃的字來代替筆劃繁複的字的現象，筆者認為，這些現象說明這個本子不會是呂惠卿關注下問世的“原刻本”或者“初刻本”。同樣，這些現象也表明，這個本子並非“繕刻絕精”，也不像湯君教授所認為的那樣，是一個“精良的刻本”。

先看大字排印的正文。我們用郭慶藩的《莊子集釋》作為參照，簡稱郭本；而黑水城《莊子義》殘本則簡稱殘本。為了方便查對，這裏用殘本的第一套編號標誌出頁碼，一頁的兩個半頁，分別用A、B標誌，然後是行數；而郭本則簡單標明頁碼而已。

說明：兩個“埴”字，殘本皆誤為“植”。前一個“植”字，有手改痕跡，木旁改成了土，但是後一個“植”字沒有改。

說明：殘本漏“物”字。“萬”字的旁邊，有手寫添補的“物”字。前行的“至德之世”的“世”，也有明顯的筆改痕跡，但是不能辨識原字為何。也許見到殘本原件可以辨識，亦未可知。

說明：殘本漏“下”字。北平圖書館影印的黑水城殘本在“天”字右下方有紅筆補寫的“下”字，字很小，比注文的字還小一點。

這裏略舉22例，都是明顯的錯誤。其他如缺漏“此”字、“而”字，多出“也”字、“矣”字之類，都不算在其中。還有一些與版本問題相關的差異，例如殘本P.70的“攘臂於其間”，郭本作“攘臂而游於其間”，郭本校注曰：“世德堂本無而遊二字”，類似的例子，也都不算。還有異文，如殘本P.102的“行氣”，郭本作“衡氣”；殘本P.129的“月”，郭本作“日”，等等，這些關乎理解而不能蘧然確定對錯的例子，也不算。就是明顯的錯誤，這裏也沒有全部列出，例如P.108頁漏刻“殉”字，誤“財”為“則”等等，就沒有列舉出來。畢竟，這裏做的不是版本校刊的工作，而只是指出黑水城《莊子義》殘本有很多明顯的錯誤，以此說明它並不是一個精良的刻本。

上面例舉的是黑水城《莊子義》殘本中有關《莊子》正文的錯誤，在注文裏，錯誤也不少見。按說，注文的錯誤需要用金刻本加以對校而一一標出，但是金刻本比較難見，不方便採用，所以這裏先指出注文中明顯的錯字和別字。因為沒有採用校本，下文的例舉除了標出錯文的出處，還在筆者認為有錯的字句下劃線以明提示。

1、非同乎己，則同乎者；非異乎己，則異乎若（殘本，P.53，A行4）

說明：這一段注下在“我與若辯”的正文之下，根據“非異乎己，則異乎若”的己若對舉，知“者”字當為“若”字之誤。

2、上不為仁義之行以近名，下不為淫僻之俗以近刑，善兩忘（殘本，P.55，A行9）

說明：這裏的“善兩忘”，顯然應該是“惡善兩忘”。《纂微》引作“惡善兩忘”。

說明：正文是“澤雉十步一啄”，據此知“澤地”乃“澤雉”之誤。

說明：“又”，當為“太”字之誤。《纂微》引作“太極”。

14、不自見而則彼，則是不自得而得彼也（殘本，P.110，A行4）

17、為之權行以稱之，則並與權行以竊之；為之符死以信之，則並與符死而竊之；（殘本，P.114，B行9）

說明：“行”，當為“衡”字之誤。“死”，當為“璽”字之誤。

說明：二“行”字，皆為“衡”字之誤。“時”，當為“持”字之誤。

說明：“栒”，當為“枕”字之誤。《莊子》正文作“殊死相枕”。

說明：“肅肅乎天”，當為“肅肅發乎天”。殘本漏“發”字。

我們的例舉暫且打住，類似的例子還有許多，舉不勝舉。殘本中還有多處不易讀通的句子和段落，筆者傾向認為是刻板有誤的緣故。至於注文中亡士混淆，末未不分之類的現象，也是屢屢可見的。舉出黑水城《莊子義》殘本的這些錯誤，已經足以說明此本不善了。況且黑水城《莊子義》殘本還好使用俗字簡字，例如“學”，被刻成“斈”；“覺”，被刻成“斍”；“體”，被刻成“骵”，“萬”被刻成“万”。這些用字，也是斷言《莊子義》殘本為“精良的刻本”的反例。就是僅僅從版面來看，也很難說此本“繕刻絕精”。此本字形大小不一，筆劃粗細不同，字行排列不齊，疏密不匀，確實稱不上“繕刻絕精”。我認為還是傅增湘先生的評價比較平實：“字畫疏古，風氣樸厚”，這個八字評語，寫活了黑水城《莊子義》殘本的刻板風貌。

黑水城《莊子義》殘本的問世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它越完整、越精良，帶給我們的驚喜越大。但是，研究只能根據事實說話，願望只是願望而已。由於呂注《莊子義》只有一個金刻本傳世，黑水城《莊子義》殘本即使不那麼精良，對於我們也是十分可寶貴的。傅老先生說：“老見奇書眼更明”，他的欣喜，也是我們面對黑水城《莊子義》殘本的心情，即使它不如我們希望的那樣精良。

這裏所謂的陳本，是指陳任中先生輯校的《呂觀文進莊子義》。我們知道陳任中先生採用黑水城《莊子義》殘本的51頁呂注，與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中的呂注拼合，做出了一個新本《呂觀文進莊子義》。此本於1934年印行，流行比較廣泛。

拿黑水城《莊子義》殘本中完整的呂注與《義海纂微》節錄的呂注對照，其間的差別是很大的，這個話題，是我們下一節的內容。這裏要指出的，是陳本所採納的殘本呂注，與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影印本之間也有許多差異。筆者在發現這些異文時，曾經猜想陳本所依據的，或許是不同於上海古籍影印本的另一個本子，甚至暗暗希望，黑水城發現的《莊子義》殘本或許不止一個。但是，拿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影印本與北平圖書館的影印本對照之後，我確信它們是同一個本子。那麼，如何解釋陳任中先生的輯校本與黑水城《莊子義》殘本之間的差異呢？

我以為，這與陳任中先生的本子是輯校本大有關係，因為是輯校，他所做的，就不僅是輯，還有校。也就是說，他不僅要採用黑水城《莊子義》殘本的呂注，還要改正其中他認為是錯誤的字句。因此，對照陳本和黑水城《莊子義》殘本，我們看到陳任中先生有許多改動，其中有多處明顯是陳本義勝，例如：

5、適人之適而不自夫，而可以為聖人乎（殘本，P.110，A行9）

這裏略舉20例，這20個例子，都是陳本改而善之的例子。拿這些例子作為殘本不善的證據，也是合情理的。陳本有大量改善的例子，也偶有改而不善的例子，例如：

說明：這裏的“聖之外”與“聖之次”，雖然只是一字之差，但表達的意思很不相同，聖內而王外，是莊子內聖外王的思想，而聖先而王後，則是漢代宇宙生成論思路下的由先後而分高下的理解，這是需要分辨的。

3、則綽約柔乎剛強廉剛雕琢則其熱焦火其寒凝冰若此則非所宜攖也

7、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臟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殘本，P.123，A行1－2）

說明：呂注多重引《莊子》原文，上面的這段原文，就被陳本省略了。

8、故賢者伏處乎大山堪岩之下以避忌害之危萬乘之主憂栗乎廟堂之上而不知所以為之之方（殘本，P.123，A行6－7）

陳本略作“賢者退伏而避患萬乘憂栗而不知所以為之之方”。

10、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則為是汝遂於大明之上（殘本，P.125，B行8）

11、則奚為欲取之官以之佐五穀養人民以遂財生為哉（殘本，P.125，B行6）

陳本也偶有添加之處，例如P.122“向言舜招仁義”，陳本就添加了“真人”二字，成“真人向言舜招仁義”。筆者在對照黑水城殘本閱讀陳本時，盡可能標識出了所有的差異之處，即使是多一個“也”，少一個“矣”，也都儘量標識出來。這裏所舉，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或許陳任中先生的改動或刪節有他的理由，尤其是，他改動的多處，確實是改善了。但是，這樣的改動卻讓我們看不到殘本的真實面目。假如陳任中先生如他自己所聲言的，凡有殘本可據，“並依呂義殘存本”，忠實地照錄殘本，而以校注的方式提出自己的意見並標明出處，或許更符合校刊的要求。

對照黑水城殘本閱讀陳任中先生的輯校本之後，我更加感到有必要用黑水城《莊子義》殘本來刊校金刻本，做出一個完整的《莊子義》版本來，因為陳本採用的完整呂注太少，又有許多未加說明的改動和省略，憑藉陳本還不足以充分瞭解呂惠卿的《莊子注》。

六、褚伯秀的《南華真經義海纂微》與黑水城《莊子義》殘本

在黑水城《莊子義》殘本問世之前，呂惠卿的《莊子義》只有一個金刻本傳世，這個本子過於珍貴，就連博學的版本學家傅增湘老先生都緣慳一面。人們對呂惠卿《莊子注》內容的瞭解，主要依靠褚伯秀的《南華真經義海纂微》所錄取的呂注。[14] 那麼，《義海纂微》是否足以作為理解呂惠卿《莊子》思想的依據呢？

在看到了黑水城《莊子義》殘本的完整呂注之後，傅增湘先生說：“褚氏《義海纂微》採取注義凡十三家，郭注之後即繼以呂注，然字句刪落，大半多失本旨。”[15] 陳任中先生的看法正好相反，他說：“余在館編纂有暇，輒就此殘本先錄一編，以與道藏本《義海纂微》詳互參校，始覺褚氏所刪節者，僅為原注復述加證之文，約十之一二，其中精義要旨多已採錄。”[16] 這兩種意見或許都不完全準確，但是，如果一定要二者取一，我倒是更傾向於傅增湘先生的意見，因為《義海纂微》所刪節的，遠不止是“原注復述加證之文”，刪節的數量，也遠不止有“十之一二”，至於《義海纂微》採錄的呂注是“大半多失本旨”還是“精義要旨多已採錄”，我的感覺是，讀了呂注全文，再讀《義海纂微》的節錄，會覺得呂注的基本意思似乎都在《纂微》裏了，但是如果沒有呂注全文，唯讀《纂微》節錄的呂注，往往有飄忽不定、難定其解的感覺，甚至或有不知所云的感覺。

對照黑水城《莊子義》殘本的完整呂注閱讀《纂微》節錄的呂注後，我認為《纂微》在幾個方面改變了呂注：一、呂注是為皇上講經注寫的，所設想的讀者對象不是熟悉《莊子》的專家，而是一個新讀者，所以呂注不是同行的酬唱，而是對新讀者的導讀。這種注解目的決定了呂注的體例，使呂注對《莊子》原文尤其是重要的原文有大量復述，而其講解就夾雜在對原文的復述之中。《纂微》基本刪除了呂注中復述的莊子原文，這樣，呂注的講解往往變得沒有着落，失去了理解的上下文。讀《纂微》呂注有時會感到不知所云，就是因為注文的理解背景被抽失掉了。二、呂注設想的聽講對象是皇上，注者呂惠卿也是北宋重要的政治家，因此，呂注對着皇上講出的道理，有很強的政治用心。或者說，呂注背後隱含着注者呂惠卿對其時代政治的思考。這一層意思，陳任中先生看得很清楚，他說：“《莊子》一書……深合吾國政治學之要旨，而呂注則明揭其旨，以責難於君，其近世責任政治之權輿歟！”[17] 有了用世的這一層用心，呂注即使論身心修養，也有君王為人世楷模的考慮。而《纂微》喪失了這種特殊性，把呂注的道理在相當程度上泛化了，成為普遍化的一般態度和一般方法。所以，拿完整的呂注與《纂微》的節錄相比，《纂微》的道理顯得玄虛得多，而呂注本身的現實指導性則更加明顯。三、用世之心使呂注具有濃烈的儒家意味。宋代學術的一大特點是三教合流，這個特點也表現在宋代的《莊子》注釋中，宋代三部比較重要的莊子注釋之作：王雱的《南華真經新傳》，呂惠卿的《莊子義》、林希逸的《莊子口義》，都有這個特點。而《纂微》的編者褚伯秀是道士，道家側重超脫，與儒家強調用世有所不同，這種不同，也反映在呂注原文與《纂微》的刪節之間。《纂微》所取錄的呂注，基本消除了呂注的儒家意味，呂注引用詩書以資助益的內容，也被《纂微》一概刪除了。

下面略舉幾例，對呂注原文與《纂微》刪節之間的差別加以說明：

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則舉手動足，無非道之譬也。砉然響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㑹，則從容中道之譬也。物以有而礙，道以虛而通。人之未聞道，則所見無非物也，猶其始解牛所見無非牛也。人之既聞道，則所見無非道也。猶其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以神遇而不以目視，猶聞道者之以心契而不以知知識識也。不以目視也，故官知止。官知則目官之知也。以神遇也，故神欲行。神欲則非有知之欲也。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是乃未嘗見全牛也。道之在天下，無物非道，則無所適而不通，亦若是而已矣。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則所見無非牛者，故不免割折而更刀也。更刀則傷其生之譬也。臣之刀十有九年，所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則視天下之事，無適而不通，不以傷其生之譬也。十有九，則陰陽之極數也。凡物之有形質者，不能無礙也，而其為形質者，未始有物，則不乃如其節之有間乎？生之為生也，其本未始有生也，不乃如其刃之無厚乎？以無厚入有間，故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不乃如體道而逰萬物之間，逍遙而無礙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則豫兮若冬涉川也。豫則圖之於事之始也。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躕滿志，善刀而藏之，則猶兮若畏四鄰者也。猶則慎之於事之終也。夫唯聖人為能通天下之志，故慎終如始，則無敗事而由難之，故終無難。是故當其難為也，豫而慎乎其始，及其已成也，猶而畏乎其終，故能始終如一。豈若寘行而直前，與夫幾成而敗之者同日而語邪？

物以有而礙，道以虛而通。人未聞道，則所見無非物；既聞道，則所見無非道。神遇不目視，喻聞道者能以心契而不以知知識識也。目官知止，神欲自行，依乎天理至大軱乎，是乃未嘗見全牛也。天下無物非道，而無適不通，亦若是而已矣。所見無非牛，更刀傷生之譬。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硎，不以傷其生之譬也。其為形也，未始有物，不乃似其節之有間乎？其為生也，未始有生，不乃似其刃之無厚乎？其於逰刃恢有餘地，不乃似其體道而逰萬物之間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怵然為戒，視止行遲，以至善刀而藏，則慎終如始，無敗事矣。

這一條呂注原來有583字，而《纂微》的摘引只有218字，字數少了一多半。如果用下劃線標示出呂注復述莊子的原文，可以看到，呂注是成句甚至成段地引述莊子原文，然後加以自己的解說，而《纂微》摘引的呂注，雖然也有引自莊子的原話，但是基本上不成句，更不成段了。

當然，《纂微》的摘引還不在於刪除了呂注大量引述的莊子原文，改變了呂注引原文而疏通文義的特點，也不僅僅是呂注的形式風格，而更是儒家情懷的注釋立場。我們知道，呂注是為了進獻皇上而寫的，而不是失意士人在抒發人生的感憤，所以呂注傾向於把莊子的話解讀成寄寓儒家道理的寓言。例如上引這段呂注，上來就把庖丁解牛的各種動作說成是“無非道之譬”。儒道兩家都論“道”而崇尚“道”，僅此而言，還不能說這句話就如何是儒家的情懷，但接下來，庖丁解牛的流暢動作而發出的“中音”音響，被解釋成“從容中道之譬”，這樣就把第一句的“無非道”導入儒家的苑囿，因為“從容中道”顯然是儒家的話語。這種具有儒家意味的理解不為《纂微》所取，《纂微》沒有摘引這一段。這種排斥儒家立場的傾向在這段呂注的末尾處也能夠得到證明，呂注在這裏談到了“慎終如始”的問題，《纂微》所引的呂注，也摘引了“慎終如始”的話，但是，呂注言“唯聖人為能通天下之志，故慎終如始”，《纂微》刪除了“唯聖人”這種更儒家的表達，把“慎終如始”變成了具有普泛意義的一般行為方式，而不是聖人的高妙方式。

其年壯，故輕用其國，而不見其國。其行獨，故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則《無衣》之所刺是也。

《纂微》的摘錄僅僅是：“年壯，故輕用其國，行獨，故輕用民死。”呂注援引《詩經》的內容則沒有了。

這種去儒的立場也見於《人間世》“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的注文，呂注言“君子小人，不能無過，而其所以過則不同”，《纂微》全不採錄；其後言“人患不能正其身，能正其身，而後可以言曲直屈伸也。不能正其身而言曲直屈伸，則入於邪而已。……君子之所……”的一大段，《纂微》也不採錄。“正身”是“君子”修養的基礎，《大學》稱：“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以修身為本”。這種來自儒家的正身修身思想，是道士褚伯秀沒有興趣的。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鳳德而遇亂屈身巽言，則隱而未見、行而未成者也。故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則當趣方今之變而已矣。天下有道，則聖人成焉，成也者，所以成己而成物也。天下無道，聖人生焉，生則全其身而已矣。

呂注的一大段注文，到《纂微》這裏成為短短兩句。君子成德之說不見了，天下有道無道作為聖人成己成物或保全生命的前提條件也不見了，這樣，聖人的生和成都變得有點飄忽。我注意到，呂注談“聖人”的地方，《纂微》或有所引，因為聖人也可能是道家的聖人，但呂注凡談“君子”之處，《纂微》幾乎一概不取，因為君子代表着儒家的人格。本來，《莊子》原文關於楚狂鳳歌的這一段，是代表着道家人格的楚狂對孔子的諷勸，但是呂注作了儒化的成德之釋。呂注的這種儒家意味的發揮，《纂微》大概是不贊成的，所以相關的注文都被刪節了。

《纂微》刪除呂注中儒家言論的例子還有很多，例如《駢拇》的一段注，曰“或言牧羊，或言牧馬，牧馬則養心者也。守意在心，而欲正其心者，必先誠其意，則守意者，所以養心也。”（P.108,A5）這裏的正心誠意來自《大學》，《纂微》對這一段，僅引作“牧羊以喻守意，守意乃所以養心也。”呂注原文中儒家意味十足的正心誠意，都被《纂微》刪除了。

以上所引表明，呂注的儒家立場是很清楚的，《纂微》對這種傾向的排斥也是很清楚的。因此，《纂微》所刪除的絕不僅僅是呂注引述的莊子原文，還有呂注的儒家言論和儒家立場。《纂微》節錄的呂注與完整呂注之間的差別也絕不只是字數的多少，還有基本立場的遷移。在這個意義上，傅增湘先生說：“褚氏《義海纂微》採取注義……多失本旨”，是一個見識深透的觀察。

比較之後我們可以說，僅僅憑藉《纂微》摘引的呂注來理解呂惠卿的《莊子》注解，是不能夠得呂注之真相的。如果說陳本在文本的形式上使我們不能得呂注《莊子義》的真相，那麼，褚伯秀的《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就是在思想內容上使我們不能得呂注《莊子義》的真相。黑水城《莊子義》殘本的完整呂注使我們明白了這一點，也使我們更加明確地意識到，我們需要一部完整的《莊子義》，有了這樣一部書，我們對呂惠卿莊子思想的研究，才有可靠的依據。

黑水城《莊子義》殘本問世以後，比較殘本與傳世的金刻本是學術界必定要做的工作。三十年代初，《莊子義》金刻本還在民間流徙，還未入藏北平圖書館，傅增湘先生未得寓目，只能根據書目著錄，來辨析兩個本子的不同。傅老先生說：

遍檢各家書目，惟季氏《延令書目》有宋刊本，題《呂太尉經筵進莊子全解》十卷，明文彭、吳元恭識尾；此本今藏楊氏海源閣。考其目錄所記行格，為半頁十二行，行大字二十四字至二十七字，小字二十八九不等，其結銜及書名與此本迥異。楊紹和跋謂是南宋刻本，則視此已遜一籌矣。[18]

傅先生從書目記錄的書名和版本樣式，斷定金刻本“與此本迥異”。筆者見到金刻本，隨機點數數行，所得字數與目錄所記稍有不同，大字有行23字者，注文小字有多至34字的。但是從版本樣式確實可以斷定，金刻本與黑水城殘本是兩個不同的版本，而不是同一個版本的不同刻傳。

這兩個版式不同、刻版年代不同的版本之間是否有淵源關係？它們之間有哪些異文？這些都是筆者關心的問題。但是金刻本閱讀不易，要進行對照閱讀還有諸多不便。筆者深切地感到，確有必要整理金刻本，並參照黑水城殘本，做出一個新的《莊子義》本子來排印流傳。這項工作，將是佳惠學界的大功德。

[①] 向達《斯坦因黑水獲古紀略》，載《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四卷，第三號西夏文專號。

[②] 《內蒙古黑城考古發掘紀要》，載《文物》1987年第7期。

[③] 見《宋元版書目題跋輯刊》第一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版，第74頁。

[④] 湯君《黑水城文獻<莊子義>考》，載《敦煌學輯刊》2006年第二期。湯君誤以為卷一第25～28頁是《逍遙遊》的內容，其實是《齊物論》的篇末。

[⑤] 這個影印本只有版心，整理者標寫在版心框外左上角的編號、原本的眉批等，都不可見，也沒有前言後語交代來歷。國家圖書館的目錄關於此本的信息也語焉不詳，或曰民國影印本，或曰1949年出版，這些信息在影印本上得不到任何印證。此本的影印似乎是為了防止遺失，而沒有出版流傳的意圖。如果這個影印本只藏於國家圖書館，而不見於其他圖書館，則可以如此斷言，但目前還只是猜測。

[⑥] 王國維《羅楚君傳》，載《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四卷第三號。

[⑦] 湯君《黑水城文獻<莊子義>考》，《敦煌學輯刊》2006年第二期，第52頁。

[⑧] 傅增湘《跋宋本呂惠卿莊子義殘卷》，載《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五卷第二號。

[⑨]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前四卷各期（還有第五卷第一號），每期都有館訊，介紹館內重大消息，其中也有重要書籍入藏的消息。例如第四卷第二號載：“影印道德經英倫博物館藏有敦煌寫本道德經，本館商得該院同意，業已影照副本，由英倫寄到矣”。筆者以為俄國博物院贈送《莊子義》影本一事，可能也有類似消息，然而遍查而無所得，只在第一卷第六號的館訊中見到一則消息：“重要贈書十一月與十二月中，本館屢承各國學術團體惠贈書報，茲為篇幅所限，未能一一登載。”或許，這“未能一一登載”的受贈書報中，就有俄國博物院贈送的黑水城《莊子義》殘本的部分影本？

[⑩] 傅增湘（1872～1950），著名藏書家。字潤沅、沅叔，別署雙鑒樓主人、藏園居士等。光緒二十四年進士，1927年任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

[11] 緬希科夫《黑城遺書（漢文）詮注目錄導言》（三），王克孝譯，《敦煌研究》1989年第二期。緬希科夫即孟列夫，因為譯者沒有採用他的漢名，故隨譯者之稱。

[12] 湯君《黑水城文獻<莊子義>考》，《敦煌學輯刊》2006年第二期，第44頁。

[13]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陳任中先生編《國立北平圖書館藏叢書總目首筆檢字表》，是《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八卷第三號的抽印本，國圖的目錄介紹作者陳任中先生的生卒年為　　　1874～1945年。

[14] 明代焦弘的《莊子翼》所引注《莊》者二十二家，也是首列郭象注，次列呂注，但是引用有限，這裏暫不討論。

[15] 傅增湘《跋宋本呂惠卿莊子義殘卷》，載《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五卷第二號。

[16] 陳任中《校輯呂注莊子義序》，載陳本《呂觀文進莊子義》卷前。

[17] 陳任中《校輯呂注莊子義序·再識》，載陳本《呂觀文進莊子義》卷前。陳任中先生看出了呂注的政治用心，但沒有仔細分辨呂注與《纂微》之用心的不同。

[18] 傅增湘《跋宋本呂惠卿莊子義殘卷》，載《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五卷第二號。湯君教授謂“傅文所記題目之‘筵’字，當係衍字”，乃未見季氏書目的緣故，傅先生記錄實不誤。